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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应在三个层面进行结构性减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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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类别：媒体聚焦 发布：ghy 来源： 时间：201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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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财政的严峻形势不减，可能比2009年更加困难。
在宏调重担之下，2010年财政的严峻形势不减，可能比2009年更加困难。中央政治局日前集体学财政的背后，凸显出的是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核心—必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等。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离不开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的健全。政府预算如何透明、“阳光财政”如何落地，仍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贾康有些记不清去过多少次中南海了。最近一次是在1月8日下午，该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围绕“世界主要国家的财税体制和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行了第18次集体学习，把脉2010年“结构性税改”，主讲人就是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和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
在听取两位专家的讲解和建议后，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必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提高财政管理绩效。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等。
胡锦涛的讲话使财税大员们备受鼓舞，在1月9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大家群情激跃。“印象中这是总书记第一次大篇幅地论述财政政策，体现了党中央对财税工作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1月11号亦在会上强调，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转变发展方式保障民生。
“我去中南海不过是交流，不能理解为讲课。”贾康非常谦逊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今年财政压力依然很大，财政赤字相对量将与去年大致持平，绝对量会超过万亿元的水平。将保持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努力作出优化和必要的微调。
财税体制改革迫近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财税问题绝非偶然，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可能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对于这种猜测，贾康明确表示“有这个说法”。
“即使不考虑高层的战略决策，财政政策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也是有据可依。”清华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货币政策的发挥空间已经不大，由于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泡沫，货币政策只能退居防御性政策，预防通胀和经济过热。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1月9日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透露，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预计达到68477亿元，增长11.7%。2010年拟安排中央财政公共投资9927亿元，比2009年预算再增5722亿元。
业内人士称，这比2009年初预定的全年财政收入增长8%的目标高出3.7个百分点，预计也将再次高于2009年的GDP增速。而财政支出也将进一步扩大，在2009年财政支出规模已经高达7.6万亿元之巨的基础上，2010年的财政支出规模将突破8万亿元。
“这表明此轮以减税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基本上接近结束，此次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优化税制改革，可能意味着对税种税率内在的结构调整。”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院长刘桓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从2005年启动这轮税制改革以来，财税部门先后进行了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增值税全面转型以及个人所得税提高税率等改革。“2010年将从健全政府预算体系、改革完善税收制度等5个方面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增强财政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谢旭人在布置2010年财政部工作时说。
谢旭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表示，今年减免的税种有：继续执行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税、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及单边征收政策；落实降低住房交易税收的政策；调整完善出口退税和关税政策；统一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财政政策被推上更高舞台。就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一天，央行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紧缩周期比预想来得要早一点。”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货币政策有些无奈的处境。
在宏观调控重担之下，今年的财政困难形势依然不减。“2010年经济形势虽可能好于2009年，但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各方面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因此2010年的财政工作会比2009年更加困难。”江苏省财政厅厅长潘永和不无忧虑地说。
续推结构性减税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披露，去年全国财政收入预计达到68477亿元，同比增长11.7%—这个数字相比前些年，似乎并不太好看，但财政增收依然快于同年度GDP的增幅，对于刚刚走出全球金融危机阴影的中国而言，确实来之不易。
“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积极推进节能减排。”财政部长谢旭人2月2日表示，完成2010年各项财政工作任务意义重大。今年要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全面实现2010年经济社会发展和“十一五”规划的各项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之一，结构性减税核心是增支和减税。”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结构性减税和普通减税的差异主要有三点：第一是有选择性地而非全面地减；第二是有限度地而非大规模地减；第三也不是增减互抵之后净效用为零，而是实实在在地要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
据年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定基调，今年续推结构性减税，首先是保留去年的减税项（除房产税外，不含首购自住房）。其次是新增企业研发费用按比例税前扣除，微型企业增值税减半计征，扩大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范围利于提升服务业平均工资，把去年针对下岗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扩大至大学生和农民工自主创业人员。
“与此同时，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今年能源税、资源税计征范围会有所扩大，环境补偿税有可能择机推出。”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院长刘桓说。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今年结构性减税，依然遵循“结构性税改”既做减法也做加法的操作原则—通过有减有压达到有扶有遏。“减”的受益者主要集中于中小企业和广大中低收入劳动者，“扶”的受益者主要是服务企业、高科技企业、技改企业、研发创新企业，“压”的对象则集中于“三高企业”，“遏”的对象则锁定投机性炒房，同时借助货币政策、社保政策之互相联动，形成综合调控势能，推动结构调整。
2010年结构性减税能做些什么？高培勇认为主要有三个层次：一是过去已推出的减税项目若非短期安排，2010年仍要实施下去。比如2008年推出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二是在过去两年间推出的有时限的临时性措施，比如二手房营业税的减免优惠。三是推出新的结构性减税安排，主要是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和物业税等三项。
“减税对企业意味着增收，有利于提升劳动报酬，同时有利于增加企业技改投入和研发投入。”刘桓表示，通过新产业培育成长，新增就业岗位，有利于保增长、扩内需，惠民生也是题中之义。
追问“阳光财政”
至少五年前，中国政府就提出了“阳光财政”的目标。在许多专家学者看来，这一目标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但能够落实到什么地步确实值得深入追问。”
致力于中国转型问题研究的智库型NGO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在日前编纂的《走向“阳光财政”—2009公民税权手册》中明确指出，有了“阳光财政”，就不用担心一些政府部门会私分或滥用纳税人的钱财，也不用解释政府是否关心民众，使他们享有合意的社会福利等。
《走向“阳光财政”》主编岑科称，鉴于“阳光财政”的重要性，在今年的公民税权手册中，重点增加了有关政府支出的内容，如中国的政府支出如何构成、当前政府支出距离“阳光财政”有多远、由此导致了哪些弊端等。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蒋洪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的目标是政府那些不该花的钱能够事前、事中被阻止掉，剔除去。透明不是为透明而透明，透明是为了让政府的钱花得符合公众的利益。
中国的财政监督体制长期以来都为人所诟病。目前，中国的财政监督主要依赖的是政府的内部监督，比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和审计监督等。按照我国的宪法和预算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是最重要的财政监督机构，政府预算未经人大通过不得执行。
每年“两会”期间，财政部都要向全国人大提交下一年的全国财政预算报告，由人大审批并表决。从每年财政部提交的预算报告来看，短短几页纸，只能简单粗略地算算“大账”，细化程度非常低。
年复一年的“审计风暴”，表明政府高层领导与监督部门，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消除财政预算中的腐败和浪费，但同时也证明，政府的自我监督和职能部门的任务性审查，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在人大对预算的审查监督上，尽管框架和形式早已存在，但是实质效果并不理想。”蒋洪说。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政府是由纳税人供养的治理机构，所以，政府每花的一笔钱，都应该经过纳税人的核查与监督。”《走向“阳光财政”》主编岑科表示，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审议，但从具体议程内容来看，离“监督政府如何花钱”这一目标相差很远。
而吴君亮则走得更远，从他诸多的头衔可以看出：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中国预算网创办人，中国首位获知政府部门预算草案的公民行动者，广州市财政局公布政府部门预算的主要的民间推动者。“中国预算公开最终的方法就是有清晰和完整的立法，最终是大家一起来做。”
加大地方税制改革
“财政透明化是个过程，一直要努力做。当下的核心应该是中央和地方税制改革的问题，”对于下一步财税改革走向，FT中文网公共政策版主编、《他乡之税》作者田毅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特别是省以下税制改革，涉及到地方发展方式的大转变。
“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中国基层权力运作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妨归纳为‘新式动员+权力集中’模式。”田毅表示，1994年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的几年是地方政府的“迷茫期”。作为塑造政府行为最核心的财税体制的改革仅仅完成了一半，即仅仅是中央和省（直辖市）分了税，但省之下的改革一直没能完成，均等化的财政支出也一直没有到位。
对于2010年的形势，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复杂。从财政看，收入短期内难以实现较快增长，而支出压力不断增加，预计2010年财政收支矛盾仍将十分突出。
“今年财政压力依然很大，财政赤字相对量将与去年大致持平，绝对量会超过万亿元的水平。”贾康对时代周报记者明确表示，这对地方的财政资金的配套能力将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在此前全国人大和审计署等中央部委组织的4万亿投资项目检查中，地方配套能力不足已经成为主要的问题之一。
在信贷政策宽松的背景下，去年曾出现“地方政府融资的狂欢节”，地方举债融资的规模迅速扩大，也引发了许多争议。在满足配套资金要求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去年年底，财政部紧急发文，叫停了地方财政违规担保向社会公众集资的行为。
“应取消地方财政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担保，从而降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产品的信用等级，提高投资者的风险意识，限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规模。”贾康说。
曾长达10年时间研究一个乡镇的30年，揭示一个国家的“隐秘”财政史，结晶出《他乡之税》的作者田毅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其实，现在很多人笼统说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很不准确。特别是中西部，土地不但不能直接带来利益，甚至政府还要赔本。从而形成了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运行形态：即地方政府出土地、工业企业（或地产开发商）出项目和部分投资、银行出流动贷款。
田毅表示，当前政、经二者是如何互相塑造的，这是个丰富而复杂的过程。从追逐费税（行政资本）到土地地产（产业资本），再到目前追逐过剩的信贷（金融资本），从地方政府行为身上，我们看到了更多真实的中国图景。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离不开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的健全。”高培勇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转移支付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条件下，要尽快将转移支付纳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不要演变成“跑部钱进”，而是让地方政府能对自己的收入有一个大致稳定的预期。
而田毅担心的是，现在一些表面上的官民矛盾（包括成都拆迁自焚事件等）、劳资矛盾、公共产品供求矛盾，本质上却是上述政经运行模式中，地方政府财政和金融体制矛盾与危机的反射。与1993年中央面临的危机不同，现在地方的危机如何处理呢，能否演化出一次新的改革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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